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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王国”史上的中国人:“最早且最好”的航空工程师王助

  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发生坠机事故,这是继去年10月印尼狮航空难事故之后,该型号飞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事故发生后,包括中国、美国和欧盟国家在内的全球多国相继叫停波音该型号飞机的执飞。

  作为全球最大的航天航空器制造商,也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大型民航机制造商之一,位于风暴中心的美国波音公司正受到全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

  1916年,波音公司诞生于美国西雅图一个手工作坊,一个世纪以来逐步发展成为全球航空航天领域的巨无霸。很少有人知道,波音公司初期的兴起和一个中国人密不可分,他就是波音公司首位航空工程师——王助(Wong Tsoo)。

  “当我看到王助教授在成功大学的照片,我忽然有一种不能自主的激动。我突然意识到在成功大学里有一位像王教授那样的科技巨人。”美国著名华裔物理学家、前达拉斯大学副校长冯达旋告诉澎湃新闻()。

  2007年,在一次校史展览上,时任台湾成功大学副校长的冯达旋第一次了解到曾在该校任教的王助教授(1955-1965)。通过展览上对王助教授生平详尽的回忆和介绍,一段过往历史中的疑问似乎突然得到了解答。

  1999年,冯达旋在美国担任时任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柯特·威尔登(Curt Weldon)的科技顾问时,曾陪同威尔登访问过波音公司总部。当时接待他们的波音公司总裁菲尔·康迪特(Phil Condit)在事先了解到冯达旋的华人身份后,特意在交流中对他提及 “波音公司起源于中国”的说法。

  “当时我们去波音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其施压不要关闭在宾州的一家工厂,当时参会人数众多,时间有限,所以我没有机会和康迪特先生搞清楚他讲那句话的来龙去脉,直到我参观了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历史展览,我才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冯达旋说。

  在展览上展出的王助的照片和生平介绍显示,这位当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系毕业的高材生,竟然是波音公司在1916年创办时聘请的第一位工程师。他被波音公司称为Model C型水上训练飞机之父——这是波音在20世纪初第一架商业上成功的飞机,也帮助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美国政府的第一份订单,使波音挣得第一桶金,为日后发展壮大打下基础。

  2016年1月25日,波音公司创立一百周年之际,其总部所在地美国华盛顿州参议院通过了第8693号决议文,特别纪念和表彰王助在航空工业的贡献。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他,但他(王助)帮助建立了我们这个州最大的公司之一,”时任州参议员长谷川(Bob Hasegawa)在州议会大厦宣读这份决议时说,“作为波音公司的第一位工程师,他是航空业的先驱,也是我们州历史上的关键人物。王助的故事有助于提醒我们中国早期移民对美国当地经济和我们国家贡献的广度。”

  王助1893年生于北京,原籍河北。1908年进入烟台海军水师学堂学习。1909年考取官派留学,赴英国在德伦大学(Durham,或译达勒姆大学、德兰姆大学)学习造船与机械。1915年,王助赴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航空专业,1916年夏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麻省理工学院是全美第一个开办航空工程专业的大学,该专业的首届毕业生中包括了波音公司的两位创始人之一乔治·康拉德·韦斯特维尔特(George Conrad Westervelt),正是他向另一位创始人威廉·波音(William Boeing)推荐了王助。

  波音公司时任总裁菲尔·康迪特1997年在美国国家工程师学会发表演讲时证实:波音公司的创始人威廉·波音的商业伙伴韦斯特维尔特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专业毕业生王助介绍给了他。当时,王助是美国不多的几位学过航空专业的稀有人才,那时美国的航空业也在草创期,所以威廉·波音十分器重王助,委以公司第一位工程师的重任。1916年,年仅23岁的王助成为波音公司第一位航空工程师。

  王助在美国所处的年代,正是美国社会排华的年代。1882年美国通过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份针对某个特定种族的《排华法案》,这部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

  2005年,为了感谢王助在波音公司草创阶段做出的贡献,波音公司总部的飞航博物馆内设立了一个专门纪念王助的个人展区,在波音公司的纪念文告上,开篇写着的是这样一句话:“最早,而且最好”(First, and Best)的评价。

  波音公司的纪念文告上对王助“最早,而且最好”(First, and Best)的评价

  2008年,冯达旋曾带领成功大学访问团专程访问了波音公司,并带去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王助在五十年代应聘台湾成功大学教授职位时,履历表上填写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波音公司的总工程师,这份履历表至今仍陈列在波音公司飞航博物馆王助展区内。

  1917年11月,王助辞去波音的职务,与几位同在美留学、工作的中国人一起回到了中国。关于他们回国的动因,王助的同学兼好友巴玉藻后来在自己的著作解释称:“我们进厂的时候适好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在1917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回去创造起来了。我们建厂计划在这个时期成熟。”虽然巴玉藻没有详述这个所谓的“很好的机会”是什么,但明确表示,王助、巴玉藻、王孝丰、曾贻经四人结伴同时回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建立自己国家的飞机制造厂。

  综合国内媒体此前的报道,王助离开波音公司回到中国后,于1918年在福建马尾建立了中国首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1919年,王助与巴玉藻为海军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1号”初级教练机。1922年8月,王助与巴玉藻合作,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水上飞机浮动机库――浮坞,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成功,解决了水上飞行停置和维修的难题。

  1933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当时的三大空军强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分别谈判,欢迎他们来中国合资建厂。王助和钱昌祚、朱霖等人以中国技术专家身份参与和三国飞机制造厂商签订三项合同的谈判和签约。与美国合资经营的是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Central Aircraft Mfg. Co. Hangchow),简称中杭厂,厂址选在杭州笕桥。

  1934年6月底中杭厂建成投产,王助被任命为第一任监理,是中方的最高负责人。他在任3年期间,中杭厂修理、组装和制造飞机235架,其中包括“道格拉斯”教练机、“霍克-Ⅱ”和“霍克-Ⅲ”战斗机、“弗利特”教练机、“雪力克”截击机和“诺斯罗普”轻轰炸机等。中杭厂是旧中国历史上修造飞机最多和最著名的一个飞机制造厂,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钱学森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所述,在中杭厂工作期间,王助结识了当时作为实习生来到中杭厂实习的钱学森,王助很快发现了钱学森的才华,并毫无保留地教授他各种航空知识。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就读于王助当年求学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十年后,钱学森成为了中国火箭科学之父。

  1955年,王助隐居台南,在台湾成功大学任教。冯达旋称,王助在任教10年中,为备课和研究工作,常深夜不眠,健康逐渐衰弱,经医生检查发现肝炎严重恶化,咳血不止,1965年3月4日在台南病逝,终年73岁。

  “王助一生,任劳敬业,成果卓著,作为波音第一任总工程师,如同彗星般在美国航空史上发光、闪亮,更为世界飞机工业开拓了商业与军事领域的发展空间,回国后又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航空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是我国航空工业杰出的奠基人,称其为一位伟人,我感到一点也不过分。”冯达旋这样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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