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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专栏:语言翻译在人道危机援助中的作用

  在用篷布搭成屋顶下,19岁的孟加拉国女孩纳比拉(Nabila)坐在泥泞的地板上,一边摆弄着鞋带,一边听着30大几的罗辛亚妇女托斯米达(Tosmida)说话。两人都泪流满面。纳比拉是一名学生口译员,尴尬地说道:“她把它藏在了内心最秘密的地方。”

  讲述托斯米达遭的经历不仅是情感上的难题,也是语言上的难题。一年前,约有70万罗辛亚族人一年多前逃离缅甸的迫害,前往孟加拉国。之后,许多像纳比拉这样的孟加拉人突然找到了新的工作,去作口译。托斯米达的罗兴亚人血统和纳比拉吉他哥尼亚人血统有血缘关系,但并不完全相同。经过快训的口译员必须尽力理解另一种语言,填补因文化差异空白——包括受害者可能说出的禁忌。

  无国界翻译组织(TWB)的语言学研究员A.K. Rahim表示,最大的实际问题涉及到健康问题。在吉塔哥尼亚语中,健康词汇源自于孟加拉语和英语;科学知识和词语传承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不过,在少数受过教育的罗辛亚族人中,健康词汇来自缅甸。大多数女性,尤其是那些与外界隔绝,不受到教育的女性,接触不到这种知识。相反,他们发展出自己的词汇。他们避免谈及月经,用gusol(shower,淋浴)一词来代替。腹泻是一种常见的野外疾病,通常在病发最初几个月误诊。许多罗辛亚人称,“Gaa-lamani biaram”(我的身体正在崩溃),让医疗人员困惑不解。

  性是最棘手的雷区。在罗辛亚族人保守的穆斯林文化中,女性根本不谈论性或身体。她们使用一些委婉语,用其它的词来描述宗教允许的性行为,或非法的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这些术语大多故意含糊其辞;她们用“可耻的地方”和“秘密的地方”来指性。对强奸行为,她们可能会用一个词来表示迫害性折磨。这种行为是有法律后果的。“我无法想象一个罗兴亚妇女站在法庭上说,‘我被强奸了’,”拉辛说。口译员必须小心谨慎,不解释模糊其词的地方,或鼓励她们去说这些禁忌的事情;这可能会削弱诉讼。

  这些问题远不只是罗辛亚族人独有的。TWB的埃莉坎普介绍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情况。对那里的许多女性来说,“寡妇”这个词是禁忌。即便这样,她们也总会被问到:“你有丈夫吗?你嫁过人吗? 他现在死了吗?

  坎普表示,危机应对者通常不知道他们需要怎样的语言技能。他们以为雇佣“当地”人来做这件事就足够了。在尼日利亚,这些人可能只会说英语和豪萨语——豪萨语是该国使用最广的语言之一。可是,在博科圣地叛乱肆虐博尔诺州里,豪萨语用得很少。如果救援人员幸运的话,或许能找到会卡努里语的人(卡努里语是博尔诺州的通用语言)。可是,在一个有28种语言的国家里,这种方法也无济于事。

  地位较高的人——通常是有权有势的人——可能懂几种语言,能作为交流的桥梁。不过,救援人员通常要帮助的是脆弱群体。坎普强调,此前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女性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因为大多数有关预防的国际建议都是用英语和法语提出的,而她们很少有人会英语和法语。

  在这其中,有些问题难以处理,有些不是。比如可下载的词汇表(即在一种全国性语言和一种地区语言之间)可以帮助援助者用智能手机以当地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技术词汇。在未来,自动翻译工具,如谷歌翻译,甚至能扩展到不太为人所知的语言。确实,这会是一个难题:翻译软件必须进行大量已被翻译过的平行文本训练。因此,TWB正为此向谷歌和微软等公司提供部分语言数据。

  外行人通常认为,“没有对应的词”这个概念在英语里是通识。这些问题最好是从文化角度而不是语言角度来思考:对应的词是存在的,不过,让译者知道哪些可以使用以及何时使用才是至关重要的。在人道主义危机中,援助机构必须迅速行动;他们通常会让员工接受一两天的语言培训。这个时间是值得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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